“天才奖”得主余金权:希望诺奖来得晚一点 想专注于科研
2018-10-31
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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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诺奖来得晚一点比较好,让我自己能在获奖之前先专注于做科研,真正的科学家最大的乐趣还是来自于科研。”2018年10月31日,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余金权在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接受采访时说。

  他是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TSRI)教授、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特聘研究员。他开创了碳-氢键催化和官能团化的新方法,该方法将有利于开发各种多功能、新颖和有益的化合物,将推动相关学术研究领域、工业生产和制药研究的发展。

  麦克阿瑟奖,又称为“天才奖(Genius Grants)”,每年奖励20至30名各个领域“在持续进行创造性工作方面显示出非凡能力和前途”者。与很多大奖不同,麦克阿瑟奖并不注重过去的成就,而是鼓励那些有创造力、有洞察力、有潜力的人。2016年,余金权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

  提问:为期三天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今天闭幕,数十位世界顶尖科学家汇聚上海,可能会带来哪些成果?

  余金权:我是生物学出身,但在化学方面获奖,跨界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种高层的跨界给我们带来了显见的成果。5年之后,大家可能会见证这次大会的成果。我的成果可能是药物和AI的合作,在AI方面,我和麻省理工大学冯国平教授和上海交大副校长、中科院院士毛军发教授交流过,以后在新药研制方面会进行一些合作。

  提问:上海正在建设科创中心,与你以前在上海上学时相比,现在的上海有什么变化?

  余金权:完全不一样!当我还在上海求学时,真的比较艰难。我们没有最新的设备,没有足够的信息,没有网络,没有电脑。出国之前我完全没有用过电脑,当时写论文全是手写的。

  最不一样的变化是与外界的联系。你看,现在诺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就在这里。今天有个青年科学家论坛,中国的年轻科学家可以直接和他面对面交流,我非常嫉妒他们。但是在我那个时代,我见不到任何诺奖大师,连讲英语都很困难。

  现在在上海要做顶尖的科学研究环境和条件真的好太多了!

  提问:你当时作为一个中国学生去国外求学,有什么感受?

  余金权:我在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好学生,成绩不怎么的。我回华东师范大学访问,校长把我大学时期的成绩单打印好送给我,我看了以后,还行,没有我想的那么差。反正不是班上最好的学生,80几分也还是有的。我更讲究把一个问题问清楚,而不是准备考试、记忆。我理解得很好,但考试很多细节不一样掌握得很好。

  中国教育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比如基础训练比较扎实,只不过你自己不要受局限。老师教给你的就这么多,你自己要去阅读,要扩大视野。

  我在大学虽然学得一般,但我已经看过当时诺奖得主、后来成为我导师的艾里亚斯·詹姆斯·科里(Elias James Corey)写的一本书,我根本没想过以后会见到他。但我没想到,后来我在剑桥遇到他,他把我带去哈佛,又学了两年。他是超级大师,用诺贝尔奖得主这个词还不足以衡量他的成就,可能一个时代就出这么一个最杰出的人。

  提问:上海如何吸引像你一样的科学人才?

  余金权:上海在吸引人才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特别是在企业界,特别是生物制药领域,上海是目前优秀人才最多的地方。

  如果说吸引科研人才,这需要国家政策来配合。像美国,不管研究人员是哪个国籍,都能来做研究。

  我认为吸引全世界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就像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也非常需要全世界人才。科研需要需要不同的人、不同的思路撞击,才会产生新的火花。

  余金权:吸引国外人才来中国工作牵涉到很多具体问题,比如生活上的问题。我有两个同事是世界顶尖科学家,他们现在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工作,那就有小孩上学、生活环境、习惯、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上海会说英文的人越来越多,外国人来上海的研究所工作的话,语言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让上海这个都市更加国际化,更加与国际接轨,将会有助于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来中国。你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国家不管怎样强大,在科研上都需要各种人一起来做,共同研究,才有撞击和火花。

  今天199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约瑟夫·泰勒(Joseph Taylor)在演讲中就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说明国际合作非常重要。他提到贵州的“天眼”Fast射电望远镜,作为国际合作项目,团结了中国、澳大利亚、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科学家,整合了成千上万最新系统和基础成果,如澳大利亚的工业联合组织提供了最新低温恒温器技术使其更加精准。

  提问:你接触到很多顶尖科学家,他们的共同特质是什么?

  余金权:我相信还是有一些关键的因素。首先,你必须有非常好的思维能力。早期老一辈科学家还要有超强记忆力、获取知识的能力,我们这一代信息太多、工具太多,对记忆力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要有非常好的分析能力,还要有灵感和想象力。我跟这些科学家交流时,觉得他们都有独特的思维能力和超强的想象力。科学要去否定以前的规则,要去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情,而不是按部就班把原来的事情做得更好,这不是顶尖科学家做的事情,顶尖科学家要去做以前认为不能做的东西。

  当然,早期碰得头破血流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一般来说,早期5年-10年都是很痛苦、很坚信的。像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达·约纳特(Ada Yonath),她差一点被研究所开除了,早期她睡在实验室,实验室都要被没收,研究所要赶她走,她不肯走。因为她觉得她做的事情很重要,她快要做出来,但还没有做出成果,有时候很难做出来。这个时候,除了要有超强的想象力和自信,你还要有超强的毅力,要能坚持。

  我们也要有运气,但运气要等你朝正确的方向坚持很久以后才会来。

  提问:做科研是否会影响到生活?

  余金权:肯定会影响生活,特别是早期奋斗的时候。2002年我在剑桥刚开始工作,带第一个学生的时候很疯狂,我的研究就像大海捞针一样,有任何想法都会去试。

  但还是要劳逸结合,我调节的方法就是体育。我非常喜欢体育,踢足球,然后也会掌握新的体育技能,去学一些新的项目。这个学习过程能给自己一种释放,也会找到很多灵感。

  我踢球会踢到比较高的水平,属于非职业的高水平,我会很认真地学习,有时候学习不同的东西也会有所启发,同时让你劳逸结合,保持旺盛的精力。如果你整天很无趣,整天关在实验室,不一定就能够有突破。

  提问:你最新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余金权:我真正的突破是在2008年,只是相对以前来说,有些以前不能做的那时能做了,但离真正的目标还差很远。最近一两年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可以把立体化学控制得很好,这是整个化学领域的一个突破。把四面体的碳中心敲断以后怎么控制手性,是个世纪难题,我们的研究以后肯定会出现在高中或大学的教科书里面。我们是第一个实现的,完全无争议。

  提问:这对新药研发将产生什么影响?

  余金权:以前合成药物是让碳-氢键要走很多步才能合成药分子,很多诺奖级成果都只是让碳-氢键走1步,但我现在可以让它一次走3步甚至很多步,活化以后就直接合成药分子了。

  比如,如果做一个药分子总共需要7步,那我现在把它缩短到两步。这样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厉害之处,但研制药物不是做一个药分子就行,你要做很多很多药分子,百万量级,最终才能找到那个药。比如原来药物库要做700万步,那现在200万步就行了,时间、成本、对环境的污染就减少了很多。

  缩短发布新药的时间很重要,新药研发讲究速度,很多病人不能等。一个药如果早发现1个月,就等于挽救众生。如果推迟两个月,很多病人就没有希望了。

  提问:你被称为“诺奖候选人”,对于离诺奖有多远这个问题,你是否会有压力?

  余金权:我真的没有压力。对科学家来说,诺奖当然很好。作为我个人来说,科学家还是应该集中精力解决问题、对人类做出贡献。很多我认识的科学家没有得诺奖,但他的成就渊源远流长,一直对人类有贡献。

  我认为诺奖就像一个甜食,头盘是要训练自己做科研,主食是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人类有贡献。比如我现在的制药公司做出了针对关节炎、癌症、狂躁的药物。

  我希望诺奖来得晚一点比较好,让我自己能在获奖之前先专注于做科研。真正的科学家最大的乐趣还是来自于科研,至于诺奖当然很好,但并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