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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

文卡特拉曼·拉马克里希南

2009年 诺贝尔化学奖
简介
美籍印度裔科学家,现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因“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他与托马斯·施泰茨和阿达·约纳特分享了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
教育与工作经历

    1976年,美国俄亥俄大学,物理学博士

    1983-1995年,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生物系助理研究员

    1999年至今,英国剑桥大学 MRC 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课题组长

    2015年至今,英国皇家学会主席

主要奖项及荣誉
    • 2002年, 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MBO)成员
    • 2003年,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 2004年,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 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
主要学术成就

拉马克里希南教授解析了核糖体30S亚基的完整的高分辨率三维结构及其与几种抗生素的复合物,为确保蛋白质生物合成的保真度的机制提供了结构性见解。2007年,他解析了与tRNA和mRNA配体复合的整个核糖体的原子结构。在蛋白质生物合成或翻译过程中,核糖体将遗传信息转化为蛋白质。此外,拉马克里希南教授还研究了核糖体亚基与各种抗生素的关系。许多抗生素结合在细菌的核糖体上,阻断核糖体的蛋白质合成过程,从而达到抑制或杀死细菌的效果。拉马克里希南希望通过研究开发新一代的抗生素,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抑制细菌核糖体蛋白质合成,使病原体无法生存,并且可以减少抗药性。

介绍

1952 年,我出生在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的一个古老的小镇的奇丹巴拉姆 (Chidambaram),那里因舞蹈湿婆 Nataraja 的神庙而闻名。当我出生时,父亲 C.V. Ramakrishnan 正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在著名酶学家大卫·格林(David Green)那里 攻读博士后。由于出生贫寒,父亲认为他无法用博士后的收入支持母亲和我的生活, 所以他单独去的美国。我时常因此开玩笑,如果我在麦迪逊出生,那本将有机会成为 美国总统。事实上,当我大约六个月大时才第一次见到他。我的母亲 R. Rajalakshmi 在 Chidambaram 的 Annamalai 大学任教。白天,阿姨和祖父母以一般印度家庭的方 式照顾我。在我一岁半时,父亲再次离开,这次是和我的母亲一起靠国家研究委员会 奖学金去渥太华。在他们离开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的祖母和Gomathi阿姨抚养我长大, 至今我和她们的关系都非常亲近。

   当我三岁的时候,父母搬到巴罗达(Baroda,现古吉拉特语中称为瓦多达拉 (Vadodara),意为长有丰富榕树的城市),父亲在异乎寻常的年纪被巴罗达大学新 生物化学部主管。部门刚启动时,仅仅只是一个空旷的实验室,里面什么设备或人员 也没有。他设法采购了一台低速台式离心机,并从附近的冰厂取出冰块,将它们压碎, 然后将它们放在离心机周围,以便在酶净化过程中保持样品冷却。就在这样艰苦的条 件下,他在短时间内连续于自然杂志发表了两篇论文。短短几年内,部门在教学和研 究发展成熟,并配备了仪器,冷藏室和动物房。

   对父亲这代印度男子,他能够发觉母亲的才学并鼓励她独自出国,凭借奖学金在 麦吉尔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是非常不容易的。母亲的导师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唐纳 德·赫伯(Donald Hebb),他的理论预示着关于突触可塑性的现代观念,是记忆和 行为的基础。可能她因为离开父亲和我感到愧疚,她用不到 18 个月的时间完成博士学 位,这肯定是一项记录。回国后,她无法在巴罗达大学心理学系找到合适的职位。反而, 她以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CSIR)会员的身份,利用自己的分析技巧帮助父亲开展 研究。CSIR 是印度政府的一项临时计划,旨在支持从国外回国的科学家。这也是他们 终身合作的开端。在我童年和青年时期,印象中充满了来自印度和国外的访问科学家, 其中许多人会和我们共同工作。科学生活使我感到既有趣又特别具有国际性。

   初到巴罗达,对我来说有一种文化冲击,因为三岁前我只说泰米尔语(不幸的是, 现在我不会说了)。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站在操场上,无法理解周围孩子们说的古吉拉特语。这种身为局外人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因为我的职业生涯让我在各国间旅居。 因为父母也不会说古吉拉特语,他们让我去到了当时唯一的英语语言学校,位于一个 大型军事基地旁的耶稣修道院和玛丽学校(Convent of Jesus and Mary School)。幼儿园毕业后,妈妈说服学校让我跳过一个年级。1959 年,就在我妹妹拉丽塔(Lalita)出生后不久,1960-1961 年我们全家搬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在那里我对了四年级和 五年级的一部分。我记得在阿德莱德度过的那一年是我童年时代最无忧无虑的一年, 并烙下了浓重到让我以前同学都难于理解的澳大利亚英语口音。由于澳大利亚和印度 学年间六个月的时间差,回国后我又顺利地再次跳过一个年级。我剩余的学业都是在 修道院学校(Convent School)度过的。那时,巴罗达已经有了其他的英语学校,经 营学校的修女们决定将其转变为女子学校,不再招收男生。他们允许那些已经入学的 男生留下,但是随着时间流逝,班级里男生越来越少,在当我毕业时,男女生比例大 约是1:4。也许是因为我的母亲和妹妹都从事了科学工作,即便我是人员中唯一的男性, 我也不会感到不适,许多次我的实验室里几乎都是女性工作者。

   7-9 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从班级名列前茅滑落到倒数后三名。除了学习,我玩耍 并阅读小数和其他课外书。幸运的是,在学校的最后两年,我有一位敬业的科学和数 学老师帕特尔(T.C. Patel),是他让这些课程变得生动。他既是一个严格的治学者, 又是一个眼中闪烁着智慧之光的人,总会让我们接触睿智的观点和困难的问题。这再 次激发了我对学习的热情,虽然我的印度语非常差(一门我从未学好的语言),但我 仍以全班第二的成绩从学校毕业。

   高中毕业后,与美国不同,印度与英国的学制类似,学生会分科,选择科学、医 学或工程,或者学习艺术或人文学科。虽然我喜欢文学并且在英语课上表现优异,但 英语专业从来都不是我考虑的学习方向,尤其考虑到我在科学环境中长大。此外,印度的文化氛围使得优秀学生很难选择学习人文学科,除非他们特别坚持,否则父母往 往反对他们认为有风险的职业选择。因此,我参加了巴罗达大学的科学硕士预科课程, 完成为期一年的课程后,学生可选择攻读医学、工程学或基础科学。得益于物理学和 数学系教员前瞻性的思维,预科中的这些课程都非常好,而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教学非 常老式,主要是以相对无关和繁琐的形式死记硬背。我对当时的生命科学并没有太大 兴趣。

   一年后,完成科学预科学习的学生必须做出的关键决定,是攻读医学还是工程学。 通常,那些没有被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录取的学生会选择基础科学。然而,我的母亲刚 刚意识到印度政府颁发的国家科学人才研究奖学金,是美国西屋公司(现在的英特尔) 的科学人才奖学金颁发的,其中一项条件是必须主修基础科学。她鼓励我参加奖学金考试,并安排我和她的同事在生物化学系做一个关于量化豆科植物固氮的研究项目, 这一安排对于在生物学兴趣冷淡的我还说有点讽刺。 年底,我参加了国家入学考试,报考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IITs)和位于 Vellore 的基督医学院(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该校是印度最好的医学院之一,但它以女医师的培养为主,所以男性录取比例极低。我在国家入学考试的表现不太好, 未能获得任何一家学院的录取资格。然而,由于我在大学入学考试中的优异表现,我 获准在巴罗达学习医学。同时,我也获得了国家科学人才奖学金。我曾与我的父亲达 成协议,如果我获得了奖学金,我可以选择学习基础科学。做完决定后,又一个问题 出现了,那就是我在哪里完成本科学习。我粗略考虑去马德拉斯(Madras),让我重 新回到泰米尔语环境中,但是在巴罗达物理系教员 S.K. Shah 告诉我 , 他们为本科生引 进了全新课程。在确认更为专业的学科领域前,课程始于伯克利物理学课程,并辅以 费曼物理学讲座。因此,我决定攻读我家乡巴罗达大学的物理学学士学位。我 16 岁就 开始了本科学习,我的父母(特别是父亲)感到十分安心,因为他们认为我当时已经 达到了心理成熟的年龄。  

  我的物理老师(特别是 S.K. Shah 和 H.S. Desai)对首次教授新课程兴奋不已, 他们的热情也感染到了我。我还有几位优秀的数学老师,包括博学的 S.D. Manerikar。 他摈弃了以应试为目的的印度教科书,并用哈迪(Hardy)的《纯数学课程》(A Course of pure mathematics)”和柯朗特(Courant)的微积分教科书给我们上课。 在此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 Sudhir Trivedi,他在美国应用物理学领域取得成功的职业 生涯,并且是我们家毕生的朋友。当遇到无聊的课程时,我们经常会逃课。一旦他和 我坐在靠窗的座位,点完名后,我们就会跳出窗户到邻近的餐厅喝茶吃点心。他的跳 跃声砰砰作响,这让我无法追随,因为教授正直直地盯着我。

  本科学习尾声,我必须决定研究生院。科学专业学生的正常途径是,出国前在印 度的某所大学完成硕士学位。作为科学人才奖学金获得者,我几乎可以去任何想去的 大学,而此时父母正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分校短暂休假,所以能和他们一起去美国 并读研究生是十分有诱惑的选择。我申请晚了,没能赶上 GRE 考试;没有它,几乎没 有大学会考虑我的申请。起初,伊利诺伊大学接受了我物理学研究生的申请,但是当 他们发现我还不到 19 岁,且几乎没有参加过非科学课程时,他们改变了主意并说我必 须从本科学习开始!毫无疑问,这不是我考虑的选择,尤其是因为它在经济上是不可 能的。大约同时,我的导师潘迪亚(N.S. Pandya)给我的一封来自俄亥俄大学物理系 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信中说他们正在为他们的研究生课程寻找合格的学生。我给他 们写了一封询问信,很快就提供了我奖学金。得知申请成功时,我独自一人,能够去 美国读研究生让我兴奋不已。那里是我与许多伟大的科学家联系的土地,他们中的很 多人撰写了我学习的教科书,包括费曼(Feynman)、珀塞尔(Purcell)等。我在 19 岁生日后的一个月到达美国,并与父母在香槟 - 厄巴纳(Champaign-Urbana)度过 了夏天。期间,我参加了许多数学和物理课程,以保证我开始研究生学习前的准备工作没有大的纰漏。

   在俄亥俄州读研究生时,我惊讶地发现班中一半以上同学都是外国人,其中许多 还来自印度。经过两年的课程学习,我通过了必修综合考试,随后选择与 Tomoyasu Tanaka 一起从事固态理论研究。曾今,我一度考虑过对生物系统进行一些理论研究, 但既然我俩都从未接触过任何生物学知识,所以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最终,我研究的 课题是磷酸二氢钾中的铁电相变。这段研究经历于我而言非常困难,因为我对这个课 题毫无兴趣,甚至不清楚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选错 了研究领域。与此同时,我发现自己对《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中的生物学文章非常感兴趣,多年来我一直订阅这本刊物。似乎一个月过去了,生命科学领 域并未出现重大研究突破,而物理学也在基础层面研究上停滞不前。当然,我觉得如果继续学习物理,我将受困于无聊而乏味的计算,而无法做出一些实质性突破。面对 这样的结果,我感到非常沮丧,我放弃了论文工作并花大量时间投身于课外活动。我 和好友及同学的 Sudhir Kaicker 一起去远足和跳过货运列车,从另一位朋友 Anthony Grimaldi 学习西方古典音乐,在国际象棋队中下棋,阅读文学并聆听音乐会。简而言 之,我尝试了一切除学术工作外活动。Tomoyasu是一个有着异乎寻常善良和耐心的人, 即便他也会每隔几个月为我未来的发展感到担忧。其实我根本没想好之后做什么,但 我一直羞于告诉他真相!我经常开玩笑说,如果我有像我一样的研究生,我会解雇他们!如今回想,鉴于我的能力和兴趣倾向,我在论文选题上做出了错误的决断,应该 从实验而非理论着手自己的工作。我应该在像 Ron Cappelletti(现在在美国国家标准 技术研究所)这样的导师麾下开展工作,他不但是一个出色的实验者,更是一个严谨 且不可容忍任何一个不负责任学生的导师。有趣的是,后来我和 Ron 成为了好朋友。

   也是在那时,经共同的朋友介绍,我遇到了主修绘画的Vera Rosenberry。我们俩是素食主义者,这在上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俄亥俄州是不多见的。在追求并与 Vera 相处 11 个月后,我们于 1975 年结婚。从那以后,她一直是我的伴侣和朋友,不仅承 担了大部分抚养孩子的工作,而且多次举家随我在美国和英国旅居。她对我在情感和 家庭方面烦人稳定支持对我和开展工作来说弥足珍贵。除了绘画,她还成为了儿童书 籍作家和插画家,至今出版了 30 多本书。

   23岁结婚后,我忽然不再孤单,我有了一个妻子和一个五岁的继女Tanya Kapka。这种突如其来的责任上的改变使我意识到我必须继续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在 第二年撰写一篇可通过的论文,并于 1976 年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几个月后,我们的 儿子 Raman 出生。自那时起,我已经决定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转向生物学。

   考虑到自己对生物学几乎一无所知,我觉得有必要参加某些正式训练。我可以选择再去研究生院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或者去医学院。后者的选择似乎有些讽刺, 因为我年轻时拒绝的恰恰是到医学院学习的机会。我参加了 MCAT(一项全国性的医 科大学入学考试),尽管在所有科目中均获得了 99%的分数,我只收到了一份面试邀 约(在耶鲁大学),因为当时我不是美国公民,甚至连长期居住证都还未拿到。那次 面试时,我说自己乐忠于医学研究,但对从事医学工作没有兴趣,因为我感到在美国 医疗系统下,医生和病人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不出意外,我没被选中。我还 申请过其他大学的研究生计划。然而,其中许多不接受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申请者。 耶鲁大学分子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系主任富兰克林·哈钦森(Franklin Hutchinson)写 信给我说,虽然他们不能录取我为研究生,但他可以将我的简历推荐给其他教员并争 取博士后的职位,其中收到了两个回复:一个是 Don Engelman,另一个后来与我分 享诺贝尔奖的 Tom Steitz。虽然我发现他们的工作非常有趣,但我认为直接以物理学 博士身份从事生物学博士后工作会在将来限制自己在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对我励志成 为一名科学家的目标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当三所学校接受我进入他们的研究生课程时, 我选择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部分原因是其庞大而多样化的教员团队, 另一部分原因是 La Jolla 似乎是一个便于抚养孩子的地方。

   UCSD的第一年的学习令我倍感兴奋。这是我人生中的首次身处一所处于国际 研究前沿的大学。我也结识一些很棒的朋友,包括罗伯特·安霍尔特教授(Robert Anholt,现是北卡罗来纳州从事嗅觉研究)和马克·特罗尔(Mark Troll,一位多年后 娶了我妹妹的优秀物理化学家)。

   第二年,我来到 Mauricio Montal 的实验室工作。Mauricio 已经开发出一种巧妙的 方法,将导电通道结合到通过将两个定义的单层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脂质双层中,因 此在还没有确切学术领域定义的情况下爱,他已经开展了单分子生物物理学研究。大 约同时,我在《科学美国人》上读到了 Don Engelman 和 Peter Moore 撰写的关于核 糖体研究的的文章,并立刻产生了兴趣。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理由继续 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获得了所需要的背景。因此,我写信给了 两个人中更早给我回复的 Don Engelman。Don 对膜蛋白感兴趣,这是我在 Mauricio 实验室已经开始研究的课题。Don回信说,他和彼得在核糖体项目上有一个开放的岗位, 只要我来,我可以一直从事与膜有关的项目。1978年初,彼得安排在圣地亚哥与我会面, 并很快给到我一个博士后职位,我对核糖体的终身兴趣由此起航。

   彼得·摩尔(Peter Moore)经营着一个非常小的实验室,里面研究员通常有不超 过 4 或 5 名。其中包括 Betty Rennie(现为 Freeborn),她指导所有实验室成员如何净化、重建并实验分析核糖体。这一专业技能是我在彼得实验室学到最为宝贵的知识, 对我 20 年后因 30S 亚基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彼得一直是我 终身的学习榜样,他对自己的观点抱有睿智、严谨、公正、坦率且诚实的态度,并以 导师身份始终支持我的工作。在他的实验室中,我参与了绘制 30S 亚基中蛋白质空间 位置的长期项目,其中涉及重构核糖体,其中一对特定的蛋白质被其氘代对应物取代。 随后在布鲁克海文(Brookhaven)国家实验室进行了小型中子散射实验,这将产生两 种氘代蛋白质质心之间的距离。我设法在工作期间绘制了大约三分之一的蛋白质,并 且使用贝叶斯方法从数据中获得最佳估计值。

   博士后工作和抚养两个孩子的生活并没有给留下与同学或博士后研究员交流探讨 的充分时间。但我们确实有很多好朋友,因为我们住在耶鲁大学的住宅。这些年我过得非常愉快,因为我终于在一个真正的研究项目上取得了进展,并感到自己的职业方 向终于逐步明朗。这种感觉在我最后一年在耶鲁大学申请教职岗位时彻底打回了现实, 我没有接到哪怕一个面试机会,部分原因是我相当不寻常的职业道路,事实上我的学 位来自不非一流的院校;也许更重要的是,大学无法想象一个使用像中子散射这样神 秘技术来物理学家如何转型为生物学家的。当最终的两份面试邀请呈现在我面前时, 我感到非常沮丧,其一是国家标准局 Alex Wlodawer 旗下的一个有限期岗位,另一个 是 Don Engelman 给橡树岭国家实验室 Wally Koehler 打电话后的一个岗位,他正想雇 佣一名生物学家,来操作他们的新小角度中子设施。我选择了橡树岭的岗位,因为它 似乎更稳定和永久。除使用中子散射的协作实验外,我还可以同时受雇于生物学系并 独立开展研究。

   自 19 岁离开印度,之后大约 28 年的时间里,我只只回来过三次。旅行的一项附属工作是,2002 年初,我应邀在金奈举办首个 G.N. Ramachandran 纪念演讲。在这 次旅行中,我还花了一天访问了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研究所。这是我 13 年来第一次访 问印度,也是我与印度科学界的第一次互动。这段经历让我不仅更熟悉了印度一些机 构的科学研究,而且还深度接触了个别印度科学家。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获得了印度 科学研究所 G.N. Ramachandran 访问教授岗位,并借此逃避 12 月底 - 1 月初在剑桥 乏味而沉闷的工作,在班加罗尔专注自己论文写作与审核,开展讲座并这里的科学家(特 别是青年科学家)交流。与祖国印度的再次联系让我心满意足,在 2008 年有幸当选为 印度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时,我倍感激动。

 人们出于好奇而走入科学,而不是为了获奖,但科学家也是人,心中也有抱负。 即便是最优秀的科学家也难免心生忐忑,需要获得外界的认同感。核糖体的研究工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邀请,举办研讨会并在会议上发言。这也使我当选为英国皇家 学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获得了一个欧洲权威奖项,即 2007 年 Louis-Jeantet 医学奖。因此,不论是在科学贡献还是认可度,我的成就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己最大的 梦想。

   虽然很少有科学家为了赢得诺贝尔奖而盲目地进入一个研究领域,但自从 30S 亚 基问题解决后,每当我参加会议或举办研讨会时,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在谈话中提到 “奖”。我很清楚,核糖体机构至少与其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结构研究成果一样重要。 但为核糖体研究做出贡献者远不止三人,即使只是一名初级研究员也值得称赞,获奖 形式就是对现代科学研究贡献的抽象概括。

   完成30S亚基结构研究后,我几乎拒绝了那些邀请谈论这一工作成果的会议。因此, 在亚基的原子结构出现仅几个月之后,美国的一项奖项被授予核糖体研究一个方面—— 肽基转移酶,这让我感到震惊。在我看来,委员会并未等到核糖体研究的影响变得清 晰并全面思考该研究成果价值的情况下,匆匆决定他们想要授予奖项的三人而排除其 他人是不明智的。我的主任理查德·亨德森(Richard Henderson)建议我将通过参加 更多的会议和谈话,无论是否获奖,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研究工作。

   实话实说,我觉得改变这一领域最重要的科学成果是核糖体亚基的原子结构的确 定以及随之而来的功能研究。然而,核糖体工作的国际奖项似乎总花落他人。所以多 年来,我逐渐接受了我可能不会因核糖体研究成果而获得国际大奖现实,尤其是诺贝 尔奖。接受这点后,我就感到自由和快乐,但必须承认,每年十月我都感到有些忐忑。 每当获悉夺得诺贝尔奖的成果是非核糖体研究时,我都会松一口气,因为它拖延了我 认为迟早的失望。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和许多其他科学家感到核糖体永远不会获得诺 贝尔奖,因为要从所有贡献者中选出三名获奖者实在是一件棘手的任务。

   2009 年 10 月 5 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学奖授予了端粒酶研究者。自从去年化学奖 授予生物学研究者后,我相信当年不会再有人因核糖体研究获奖。 10 月 7 日早上,就 在我骑自行车去工作的路上,一个轮胎漏气了。这让我来得很晚,还有些恼火,完全 忘记了当天揭晓化学奖得主的事情。因此,当电话铃声响起并声称是来自瑞典皇家科 学院的重要电话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可能是我那些喜欢开玩笑的朋友(Rick Wobbe 或 Chris Hill)精心策划的恶作剧。当接通 Gunnar Oquist 并和我通话时,起初我仍 然不敢相信,甚至还称赞他的瑞典口音。他说完后,我问他能否可以和我私交甚好的委员会成员 Mans Ehrenberg 交谈,当我听到他的声音时,我震惊地意识到这一切都 是真的。当 Anders Liljas 和 Gunnar von Heijne 也来电恭贺我获奖时,我更加确信了 获奖的现实。我实验室坐在我办公室门外的两名成员 Martin Schmeing 和 Rebecca Voorhees 无意中听到了整个对话。他们丝毫没有怀疑,也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当我 挂断电话,他们欢欣鼓舞,Martin突然打开了一瓶为庆祝其论文刚被《科学》(Science) 录取而准备的香槟。在断断续续的电话和公告间,我无法联系到Vera,因为她正和 Tanya 一起散步,且没有使用手机。那时西雅图是凌晨 2 点,而纽约纽约是清晨 5 点, 所以我并不想吵醒我的父亲,姐姐或拉曼。然而,媒体并不像我那么体贴。

   在我看到诺贝尔奖官网上的官方宣布的几分钟后,我的电话足足响了两天。我 在分子生物实验室(LMB)的同事(其中很多人在我仅抱有一想法时就支持我)为我 的获奖而感到高兴。他们在餐厅组织传统的饮料庆祝活动,Mike Fuller如往常为获 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庆祝一样,打开了一瓶香槟。庆祝结束后,维拉和我在雨中推着 自行车回家。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老朋友和科学同事的祝贺信息让我感动不已,特别 是核糖体研究领域的同事,包括我的导师彼得·摩尔和约阿希姆·弗兰克(Joachim Frank),他们都是伟大的科学家,在这个领域作出重大贡献,也足以竞争这个奖项。 彼得特别(一如既往这样)亲切,并为他的弟子取得如此成就感到骄傲。我还获得了 很多印度颁发的奖章,似乎整个国家都在为我庆祝。当收到许多来自印度的大量陌生 电子邮件时,我吓了一跳,这样的情况连续发生了几天。我对那些看似入侵的邮件反 应过度,觉得这些干扰了我的工作。这样的态度惹恼了许多人,后来我的澄清信息也 仅仅平复了部分人。

 12 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周活动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难以忘怀。瑞典之行 后,我继续每年一次印度访问,但这一次有些惶恐,因为我不知道被我恼怒的邮件发 送人会如何接待我。可能是我多虑了,公众和科学同事的热情和关爱充斥在整个行程中。 我很荣幸获授印度政府颁发的我第二高的公民奖 Padma Vibhushan。我已经意识到, 我无意中成为了印度人民的榜样和希望之源,这仅仅是因为我在那里长大并去了当地 的大学。1 月初回到剑桥后,经过秋季欢愉,生活渐渐走回正轨。我开始意识到,诺贝 尔奖不仅可以看作为对我过去工作的肯定,也可视为是让我继续研究工作的鼓励。当然, 获奖似乎激发起了我实验室工作者的斗志,我期待着在未来解开更多本领域的难题。 回顾往昔,我满怀感恩,感恩在学识和日常中充盈的生活!